王岐山：对中国资本市场要有信心有耐心

[14]郑磊博士将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的审查视为抽象审查的一个提请主体。

在英国，首先，法院需要在审判中解释宪法性法律。有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2）民众的法确信，即大家要把习惯法的语句视为宪法语句。（一）内容渊源抑或效力渊源？反对将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乃至国际条约纳入我国宪法渊源的主要理由就是，宪法渊源应当是指那些具有宪法效力的规范，[47]具体来说，就是具有宪法典般的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反之，如果正式机关有异议，并且作出了正式的宪法解释，那么应当以正式机关的解释为准。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区分可以用法理学上独立于内容的理由与依赖于内容的理由来说明。

[7] Matthias Ruffert, Rechtsquellen und Rechtsschicht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in: Wolfgang Hoffmann-Riem, Eberhard Schmidt Aβmann, Andreas Voβ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2. Aufl., Verlag C.H.Beck, München,2012, S.1165; Paul Kirchhof, Rechtsquellen und Grundgesetz, in: Christian Starck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Festgabe aus Anlaβ des 25jahrigen Bestehen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Band 2, J.C.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1976, S.53.[8] Alf Ross, Theorie der Rechtsquellen: Ein Beitrag zur Theorie des positiven Rechts auf Grundlage dogmenhistorischer Untersuchungen, Franz Deuticke, Leipzig und Wien,1929, S.292.[9] Fritz Ossenbühl, Gesetz und Recht-Die Rechtsquellen im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V,3. Aufl., C.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7, S.137.[10] Klaus F. Rohl und Hans Christian Ro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Ein Lehrbuch,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oln, München, 2008, S.520.[11]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这种介入规范主要存在于普通法律中，但是得到了宪法典的支持，比如宪法典要求必须尊重这些规范。(27)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8页。

五、结语法典化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这为未来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抓实锻造目的协调、结构清晰、轮廓分明的统一法律秩序发出了新挑战，未来税法典编纂务必从宪法中寻找全方位的理论支持与制度供给，将宪法的精神、原则、体系和条文正确阐释且有机融入至税法典塑造的价值秩序和规范结构之中。通过宪法确认的国家根本任务，对国家机关及全体公民都具有约束力，基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要完成国家根本任务必然倒逼税收法治不断完善，编纂出一部彰显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特征、实现人民意愿的高质量税法典，既是宪法要求国家机关致力于实现国家根本任务这一客观法义务的体现，也可作为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接口。3.对侵犯公共财产行为的禁止。关于优化增值税与调整消费税，其改革旨在降低企业税负、促进绿色消费，前者体现税收中性原则背后的秩序价值，后者表征使用者付费原则背后的受益公平价值。

同时，税务机关垄断着细化税法的解释权，承担着大量的税收政策制定工作，这种行政主导型税收立法尽管给税收调控留足了空间，但也无疑造成了征税权界限的模糊、变动，给纳税人权利保障蒙上了一层阴影。《宪法》第56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作为唯一含税条款，确立了宪法层面规定的、公民对于国家承担的依法纳税义务，也预设了税法典编纂的宪法空间。

一、税法典编纂的宪法理念税法典编纂的宪法理念是蕴藏于税法典背后、指引税法典制定、支配税法典实施的根本指南，具体包括法秩序、功能、价值维度的宪法至上理念、法律至上理念和人民至上理念。参见侯卓：《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制度逻辑及其适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61)面对民法中可能的权利滥用，税法应保留其独立实施价值判断的余地，依照实质课税原则，依据严格要件与正当程序可以对所涉及的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加以重新认定。(54)[美]玛格利特·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34)[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奥德—黑尔格·菲耶尔斯塔德、米克·摩尔主编：《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与国家构建》，卢军坪、毛道根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2页。(62)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中国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页。外在缺陷即指市场不能方面，亦是超出市场力所能及范围，如市场力量难以企及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单一调控工具所能应对，需要形成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与规划政策、产业政策、生态政策等叠加效应，如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区域互助、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相应形成税收分享、税收转移、税收补偿机制。另一方面，综合考量与科学测算国民经济负担，严格控制或优化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防止支出扩张造成的收入压力，从而为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清费立税，规范国家和地方举债权，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腾出空间，实现国民负担的明显下降，以适应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

一是财政收入权力的宪法控制。《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该条款确立了公共财产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彰显公共财产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价值。

长久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个积极性原则，《宪法》第3条明确将中央统一领导地位与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作为政府间关系处理的两大中心准则。(二)法律至上理念法律至上理念，即法律享有至高无上地位，宪法文本习惯于将宪法、法律并列，共计10次表达为宪法和法律，法律至上也就常被理解为宪法法律至上。

(49)税法典亦具有国家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形塑功能，因税收本质上来自、或伴随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公民为主体，以国家为作用对象，以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为目标，体现为一种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为共同体奉献、牺牲的精神，具有明显的团结属性。(56)[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奥德—黑尔格·菲耶尔斯塔德、米克·摩尔主编：《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与国家构建》，卢军坪、毛道根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此外，税法典编纂应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实现国家能力建构、市场资源配置、公民社会整合，这是时代赋予税法典应承载的宪法功能。(二)授权性规范毫无疑问，编纂税法典必须形式上获得宪法授权，即通过宪法授权，国家有权力也有责任加快税收立法、健全税法体系。(21)参见王婷婷：《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09页。另外，应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与授权明确原则，对于税种设立、核心课税要素确定或调整等法定立法事项应在税法典中明确规定，对于税收优惠等授权立法事项应在税法典中对授权主体、对象、适用情形、期限等进行明确规定，从而明确、规范与优化税收调控权力行使范围、过程及其结果。

2.它适用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中央与地方税权配置如何优化是税法典制定中的关键问题。

(27)三是国家能对基本权利进行保障和护卫，其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基本义务在先，基本义务并不需要来自宪法上的证立，而是先天有效，是国家得以使基本人权具备法律效力的前提性保障。(70)税法典编纂是一项艰难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对已有税收法律的定型化、系统化、体系化，也包含对税法安定性、独立性、自主性等理性追求，更是要求通过设置开放性接口以适应社会关系及其内外环境变化，其中独立性、自主性及开放性对税法典创制、税法学的再发展乃至整个税收法治事业创新发展都尤为关键，这也是中国税法典应彰显的精神气质和时代品格。

既包括减少不同地域之间税收差异，如要求避免滥用税收优惠和大量改革试点而形成税收洼地，影响税法适用统一，也包括加快税改实现税法统一，如房地产税立法涉及多个税种之间废止、精简及合并。(11)参见苗连营：《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核心命题及其哲学底蕴》，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2.所谓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是指宪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区别于一般法律义务，不能直接约束公民，纳税义务的实践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作出具体规定，才能对公民形成直接约束。⑥同理，税法典编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空筐结构，并将大大压缩下位规范的作用空间，从而调整各税种法的文本结构与税法规范的层级结构。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亦需通过运用税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避免政府缺陷，不能仅把税收调控当作短期权宜之计，而应作为长期战略安排，包括讲究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推动税收立法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兼顾税收执法的信赖保护和刚柔相济以及强调税收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等。收支关系是财政制度的核心关系，宪法理应重视对收支相互依存关系的价值统合，夯实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

因此，先总则、后分则的编纂战略是合适的。(50)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

虽然绝对税收中性不存在，但最好最优的税收法律秩序，就是要对市场资源配置影响最小，即政府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简单、可预见、中性的税收制度，这项制度不会挫伤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并且能够减少对市场信号的干扰。(52)有学者归纳了此种身份责任特征：1.它是历史的、传统的，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基于广义的财政概念，财政法律关系涵盖财政收入、支出、管理与监督活动，而税收法律关系为财政收入法律关系之一类，从这一层面而言，税法可视为财政法的一部分。(63)参见熊伟、刘珊：《协调与衔接：〈民法典〉实施对税法的影响》，载《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

税法典制定过程中必然面临税收调控功能所衍化的价值冲突与规范设计问题，需要在宪法统合下进行价值与规范重构。(30)尚存争议的是，因第56条未能涵盖税收法定原则的权利面向，也不是对税收立法权的专门规定，不能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完整表达。《宪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款明确了禁止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宪法任务。因此，税法典编纂不仅仅涉及立法技术、编纂策略、内容编排等问题，也需要考虑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提高配置效率需要，健全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以及有助于抑制市场经济负外部性的现代税法体系，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目标。

⑧参见泮伟江：《宪法的社会学启蒙——论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就我国实际状况而言，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类型，但从税收占比来看，以2021年为例，虽然官方宣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76.3％，但是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仅为38.5％。

我国未来的税法典绝非僵化不变、体例复杂，而是显现出精简实用主义的立法风格，以照顾税法调控的现实需要，并随着税法理念与规则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依法纳税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础，也是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公民应履行的法律责任。

二是关系到作为共同体国家的人格尊严，纳税义务是公民对国家的建构与维系必须承担的基础性义务，人民如果不负担这些义务，国家的组织与社会的秩序，根本就无可创造或维持。(39)葛克昌：《租税国的危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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